秦漢時期，中國統一，采運玉石原料更為便利，新疆和闐玉大量進入中原地區。漢武帝“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”，以禮器、裝飾為主的儒家用玉體系得到了很大的扶持。這時裝飾玉器已經占了很大比例，主要有純裝飾意義的和具有一定實用性質的玉佩，前者如龍形佩、虎形佩及串飾、組佩等，后者則是指帶鉤、發笄及心形佩等飾物。但價值最高的應是圓雕和浮雕的陳設玉，這類作品發現較多，玉質優良，琢磨精細，造型新穎，在中國古代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。漢代玉器以雄渾豪放、清逸脫俗的特有魅力令世人傾倒。

　　隋唐時期，人們對玉器已不再覺得神秘，大量的玉器變成王宮貴族的私家收藏，這促使當時的玉雕制品出現以珍玩、裝飾為主的格局。唐代裝飾玉器中較為多見的是玉步搖，這是一種金屬嵌玉組合飾物，“步搖”所嵌玉片極薄，竟然還雕有精致的花鳥紋飾。另外一類是玉帶，為官袍上禮儀腰帶所用的玉飾，唐代有嚴格的用玉制度，只有皇帝、親王和三品衣上的官員才能佩帶，佩帶的數量從7到13不等。等級愈高，數量也愈多。雕刻工藝在繼承傳統玉雕的基礎上融合同時代金銀細工、雕塑繪畫的表現手法，并吸收中亞、西亞等地藝術，兼收并蓄，融匯貫通，形成獨特的藝術風格。唐代玉器開始呈世俗化傾向，具體表現就是生活氣息的逐漸滲入，寫實性強，不摻雜有夸張色彩，這與漢代自由奔放的浪漫主義有了明顯區別。

　　宋代玉器呈現出強烈的世俗化傾向和濃厚的生活氣息，造型選取日常生活中的題材進行現實主義創作，迎合社會消費心理，這是由于城鎮的繁榮，商業的發展，使得市民階層不斷擴大，玉器為普通市民服務的傾向已經成為時代潮流。宋代文人書畫的興盛，許多文房用具如筆筒、筆架、硯臺、鎮紙等也成了玉匠們精心雕琢的對象。宋代玉器的另一個特征就是大量仿古玉器的出現，宋代厚古之風盛行，出現一股尊崇古玉質樸、典雅風格的風氣，這類仿古玉器多為宮廷作品，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。明代學者高濂盛贊“宋工制玉，發古之巧，行后之拙，無奈宋人焉”。宋代的鏤雕法被廣泛應用，在形制和紋飾上講究對稱均衡，在圖案化的形體上透露出濃郁的生活氣息，達到了生活和藝術的高度統一。

　　元代玉器沿著宋代開創的世俗化、裝飾化方向發展，技藝更加成熟，作品也融入了少數民族的獨特風格�，F存于北京北海公園前團城上的玉甕“瀆山大玉�！�，是一件大酒具，高70cm，最大周長493cm，重達3500公斤，可儲酒30余石。外壁浮雕波濤洶涌的大海以及翻騰于驚濤駭浪中的眾多魚獸。整件作品具有強烈的浪漫色彩和神秘感。

　　明代，世俗化、裝飾化成了玉雕的主流，玉器皿是明代藝術價值較高的一類玉器。明代器皿古色古香，極富特色，種類有玉杯、壺、盒、樽等。其中以形制各異、造型奇特的玉杯最具特色。明代的像生玉器發現較多，種類較雜，大小懸殊，一般來說，大的為陳設玉，小的充當玩賞物或配飾部件。玉帶在明代發展到頂峰，已成為官場禮服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，結構與唐基本一致，不同的帶數和紋飾表示佩戴者的不同身份。在明代，只有皇帝、皇后、嬪妃、太子、親王、郡王、公、侯、駙馬、伯及文武一品官才有資格使用玉帶。明代以玉為飾風氣盛行，從墜飾、串飾到佩是應有盡有，種類繁多，組合復雜，其中玉組佩飾最為發達。佩玉原為古代士大夫標榜清白的飾物，在明代則稱為官吏冠服制度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。玉質小型飾物如帶鉤、釵、簪、墜飾等發現較多，其中尤以釵和簪最為精致。實用玉器如筆管、筆架、硯臺等文房用具也相當普遍。

　　明代鏤雕技術相當發達且運用廣泛，開創出“花上壓花”的技法——在平面片狀的玉料上能雕出上下兩層不同的圖案，恰到好處的把握好表面和內部的完美和諧。明代玉器的蓬勃發展首先歸功于工匠地位的上升。其次是琢玉工具的革新，據宋應星《天工開物》記載，明代玉匠已普遍使用“水凳”，即由傳統的席地而坐改為垂足倚坐于凳上，以雙手控制旋砣，以雙腳踩動踏板轉動皮帶，從而使旋砣來回旋轉琢玉成器。這一改進提高了生產效率，是琢玉歷史上一次重大進步。第三是玉器生產地的形成與發展，其中又以蘇州專諸巷最為聞名，《天工開物》記載：“良工雖集京師，工巧則推蘇郡”。

　　中國玉器的發展在清代進入了巔峰時期，其中玉器皿、陳設玉最為顯著，涌現一批頗具仿生、仿建筑題材的作品，仿動物的題材多為龍、鳳、麒麟、辟邪等，造型富于想象，善于撲捉動物瞬間的神態；仿植物的造型在乾隆時期最為普遍，一般杯、碗、盤多琢成荷花、海棠、貝葉等花型，花插則琢成松樁、梅樁、竹筒等形狀，極具古樸蒼勁之感。仿建筑的是將傳統的建筑形式應用到玉雕藝術中，大大增強了玉器的藝術表現力，也體現出強烈的民族風格。以玉為飾在清代也極為普遍，從頭飾中的笄、釵到身上佩飾、串飾、腕飾以至于金、銀、銅、竹、漆、木器上的嵌飾，種類繁多。玉制的文玩用具在清宮玉器中也占有一定地位，這類器物造型豐富，尤以古樸典雅的文房用具最有代表性。乾隆時期，玉料充足，技藝成熟，出現了以玉山子為代表的大型玉雕作品。這些玉山子形體龐大，重量多有千斤以上，其圖案均以立雕山水為主，其間綴以人物、建筑、車船等。著名的玉山子如《大禹治水圖》。

　　乾隆時除了制作中國傳統玉器外，還引進和仿制了外域的玉質藝術品，其中最著名的是痕都斯坦玉。痕都斯坦玉器其實就是回教玉器或伊斯蘭玉器。痕都斯坦這一地名便是由乾隆帝親自考訂，清代痕都斯坦位于印度北部，包括克什米爾和巴基斯坦西部，其玉材多為南疆的和田玉、葉爾羌角閃石玉。痕都斯坦玉匠喜用純色的玉材雕琢，即一器一色，尤多選用白玉或青白玉，透明晶瑩。這與中國傳統玉器的留玉皮或雜色玉雕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。當地人相信玉做的食具可以避毒，故一般多為實用的碗、杯、洗、盤、壺等飲食器皿，不見中國玉器中常見的禮玉和佩玉。這些玉器的裝飾很有當地文化特點，有些在器壁上鑲嵌金、銀細絲及紅、綠、黃、藍等各色寶石或玻璃；花紋裝飾多為植物花葉，以莨苕、西番蓮和鐵線蓮為主；用異色寶石嵌現動物眼睛等。除了這些裝飾手法，還采用水磨技術，胎體透薄，有“西昆玉工巧無比，水磨磨玉薄如紙”之說。目前我們所見清宮所藏痕都斯坦舊玉有兩種，一種為當年輸入，另一種系宮內工匠仿制，稱“西番作”。清乾隆時，內務府設立了專門仿制痕都斯坦玉的作坊，蘇州的專諸坊也有仿制。這些“西番作”玉器并沒有亦步亦趨地復制痕都斯坦玉，而是吸取其造型別致、花紋流暢、胎體透薄的優點，結合中國工藝的傳統方法，創造出帶有西番風格的玉器。這些中西結合的玉器直接影響了中國玉器的制作風格，近現代玉器爐瓶大多造型是中式的，而裝飾紋樣是西式的，猶如中西結合的民國家具，正說明了痕都斯坦玉的影響力。

　　清代玉材以新疆玉為主，常見的有青玉、白玉，在清后期，翡翠由于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極力推崇，上升到玉料的最高地位，被譽為玉石之王。